当我穿过那片最初的虚空，我的双脚踩在无实感的河底，流水自我脚面和踝骨处匆匆流去。
七年前的那个夏日我关了阁楼的门窗，点燃我的书柜，将乐谱和画扔了进去。
起初那厚厚的纸张仍想抗争，守着那之上可怜兮兮的内容。直到火舌反卷过来，将之咀嚼为漆黑的灰烬。
我将自己关在阁楼里，浓烟使我窒息，亦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清醒。
那次自杀未遂，令我清晰地意识到了钥匙的存在。那个闪着铜锈的小物什像一块钟摆，每时每刻提醒我时间正剥夺着所有曾属于我的希望。
阿绢抽了我的耳光，问我还记不记得病床上的母亲。那一耳光扇得我游戏机脱手而出，摔在木地板上，后壳裂开。
我捂着脸嚎啕大哭，却想不出半句辩驳的话。我不记得阿绢如何原谅我的。
一年后我在被浓烟侵蚀过却从未被修整的阁楼里，在黢黑的墙壁前翻到了只剩残本的日记。这让我想起十五年前我曾将阿绢双手吊在树上、用柳条抽打她脊背的情景。
阿绢的母亲去城外修桥，听说塌方时被埋在了桥墩里。没人施救，人们说这是“垫桥”，是必要的过程。
无从考证的悲剧，但阿绢的母亲的确再未回来过。
阿绢成了同龄人中的异类，扫把星，垫桥女。阿绢也不反驳，像逃避一般离人群远远的。
但每个学校都有一群好事的小孩，他们在放学路上堵住阿绢，用粗麻跳绳将阿绢双手缚住，另一头绕在树上。
我就是那群孩子的头头，我说一他们不敢说二。我说给我柳条，便有孩子跟喽啰似的替我拾了几根，毕恭毕敬地捧给了我。
我为什么要打阿绢，是不是因为我当年打了她，她才会在当年选择站到我这边。
十三年前我与小喽啰们在学校的露台上嬉闹，我们打赌敢不敢从露台边缘爬进教室的窗子。
我自告奋勇地第一个上。五楼，长到令人乏味的课间，我踩着露台的栏杆，双手扶着墙体，像一只丑陋的壁虎。半晌，一脚跨过去，稳稳搭在教室的窗台上。我缓缓将重心移过去，双脚间是一楼的花坛，登时明白自己的身躯是如何摇摇欲坠。我的心脏扑通直跳，不敢再看。右手伸过去握住窗棂，左手跟上。最后是左脚，整个人总算钻进了窗子。
喽罗们发出欢呼，他们像看歌星演出一般一边叫唤一边鼓掌。我不屑地吸吸鼻子，将头探出去说，还有谁敢？
我以为没有人敢，毕竟我是独一无二的，其他人只能拜服。可事实是真的有个不知好歹的家伙站了出来。
那是个平时话不多的瘦的跟豆芽菜一样的男孩，在我问出之后怯生生地举起了手。我先是错愕，接着便是恐惧和愤怒。我害怕这个豆芽菜也成功跨过来，那我就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了。我想扭头说不玩了，但一看到那群喽罗又觉得碍不下面子。
十三年前，在我升上八年级的第一学期，我被勒令退学。那之后的两年，豆芽菜的父母有事没事跑到我家楼下跪着哭，豆芽菜的其他亲戚则跑到学校门口拉横幅。
我窝在家里，将当红的网游玩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。我的固定队友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阿绢。
她的出现很突然，只是某日敲我的qq，说看到我的空间了，那款游戏她也会玩。
我说哟，我是杀人犯，我推了豆芽菜，他摔死了，你还敢跟我玩？信不信我杀了你？
她只回了一句“我加你好友了”。
